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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药物研究院终身首席科学家、名誉院长刘昌孝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25日3时20分逝世
中国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药代动力学的开拓者和带头人，“药物成药性评价与系统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天津药物研究院终身首席科学家、名誉院长，《中草药》杂志主编、Chinese Herbal Medicines主编刘昌孝，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25日3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刘昌孝院士1942年5月生于湖南永兴，1965年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先后在化学工业部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医药工业研究所、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药物研究院、天津药物研究院工作。1974年1月加入中国。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昌孝院士严谨治学、师德高尚、锐意开拓、无私奉献，是药研人永远怀念的前辈和楷模。刘昌孝院士的逝世，是天津药物研究院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国家医药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刘昌孝院士！
刘昌孝院士告别仪式定于2024年7月31日上午9时至10时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刘昌孝院士1942年5月生于湖南永兴，1965年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1974年1月加入中国，1965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天津药物研究院任释药技术与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终身首席科学家、名誉院长,《中草药》杂志主编、Chinese Herbal Medicines主编。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昌孝院士致力于药代动力学研究五十余年，为我国药代动力学、药物评价、中药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国内首先引入完整的药代动力学概念，并成功应用于创新药物和复杂中药研究，带领团队开展化学药物、生物技术药物和中药新药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在我国药代动力学研究史上创下了学科、实验室建设与医药创新评价领域的五个第一。
创造性地提出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概念并形成理论体系，在业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承担了5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带领团队完成了150余个新药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国际、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40余项，发表论文450多篇，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30余部。
刘昌孝院士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人员、香港紫荆花医学成就奖和医学创新金奖、国际药物代谢研究会特别贡献奖、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分析与标准“终身成就奖”、中国药学会突出贡献奖、循证中医药研究“终身成就奖”等奖项及荣誉。
刘昌孝是中国药代动力学的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他为中国药动学、药物评价学、中药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开创了我国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多个第一”，被誉为我国药代动力学的“开山鼻祖”。
1942年5月15日，刘昌孝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洋塘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65年，刘昌孝于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进入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工作；1970年至1982年担任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药理组长；1982年先后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中药研究所、天津医药工业研究所和天津药物研究院工作。
1986年至1987年在瑞典做高级访问学者；1987年担任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药理室主任；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9年被聘为首批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
1968年，刘昌孝建立第一个药代实验室，1975年率先将药代动力学学科用于新药评价，1980年出版了第一本药代动力学专著。在已鉴定的药代程序中提出模型优化和数据批处理方案，使之应用遍及中国国内数百单位，被发表在中国国内外的4700多篇论文中采用或引用。
刘昌孝兢兢业业，治学严谨，不断开拓创新，首次提出了“中药质量标志物”的重要理论，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中药质量研究的热潮，为中药质量标准化研究指明了方向，对中药现代化具备极其重大推动作用，为中国医药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昌孝院士严谨治学、师德高尚、锐意开拓、无私奉献，是药研人永远怀念的前辈和楷模。刘昌孝院士的逝世，是天津药物研究院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国家医药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刘昌孝院士！
刘昌孝：中药疗效之所以难解读，就是因为太复杂！一个化学药只是一个单体，可通过单靶点起到某种明确的治疗效果，而中药却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一味中药本身就是包含了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成分的复杂物质，临床常用的中药复方往往囊括十几味甚至几十味中药，在煎煮过程中，各种成分相互作用，又会产生新的复合物、络合物等。一服中药汤剂进入人体后，会进行很复杂的代谢过程，并多靶点地作用于人体。解读这样的一个过程比解读化学药疗效要艰难很多倍。
中药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成分上，更体现在理论上。离开了中医理论，中药就失去了灵魂，中医理论主张遣药组方，“君臣佐使”是基本理论，每一味中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属性是构成功效作用的物质基础。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方剂中的每一味中药都处于变化之中，它们在不同配伍中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发挥着不同作用。比如芍药在数以百计的处方中应用，它作君药时的起效机制与作臣药时完全不同，研究芍药的功效，不仅要研究它的主要起效成分，还要关注它在不同方剂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不过中药方的复杂性也正是其魅力所在，正是因为遣药组方可千变万化，中医治病才能实现个性化诊疗。
解读清楚中药疗效还必须研究病症、证候等基本概念，因为中药方是针对某种疾病、某个证候开的，所以研究“证—方”“病—方”对应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解读中医药理论内涵也成了研究中药疗效的重要内容。这正是说明白、讲清楚中药疗效的又一大难点，因没有现成的技术方法支持这样的研究。
为何没有现成的技术方法？本质上是因为中西医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属于不同的科研范式。传统中医药自身的研究方法无法把中药疗效说得让现代人都明白，而现代科学技术不是为中药研究量身定制的。怎样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用好现代科学这一“工具”，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早在1987年，我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当时，我提出基于临床治疗学和药理学的转化研究思路来开发中药宝库、研究中药新药，实际上就是在摸索怎样用好“工具”。本世纪初，为研究中药如何整体调节人体状态，我引入了源自系统生物学理论的代谢组学技术，并曾在香山科学会议上介绍这个观点，受到了很多肯定。后来，我又提出了中药代谢标志物和中药质量标志物等概念和理论，不断结合代谢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网络药理学等新技术来研究中药。
到今天，我们天津药物研究院研究团队研发的41个中药新药（其中39个是国内首创品种、33个是国内独家品种）全部实现产业转化，这都是为说明白、讲清楚复杂深邃的中药疗效而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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